半死不活的大陆文学
半死不活的大陆文学
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随着“诗人之死”、“先锋退潮”等文学事件，大陆的文学热又逐渐降温，并逐渐走向社会边缘化。
几天前，我参加了一场线下公民参与立法的分享会，NGO的朋友说，这些年是他们的凛冬，步履维艰。当他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想起了前不久我发起的一次文学沙龙，我的一位朋友说的话：“大陆文学的黄金期早就过了，现在的大陆文学半死不活。”
坦率而言，大陆文学当前的境地，还论不上凛冬。和十七年时期屡次清洗、文革噤若寒蝉相比，如今的作家、文学批评家，至少还能在公共平台写些牢骚文章，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也有条不紊。至少，当代中国的“哲学船”还没开动，政治家尚且予以知识分子一定的空间。
但大陆文学发展到今天，情况确实也难言欣喜。在中国政治的语境下，我们也不奢望出一部记录大时代各阶级，如《人间喜剧》般的批判现实主义大部头，或者如《静静的顿河》般的人民生活史诗，否则欲速则不达。我们期望的，是大陆文学在“讲故事”上的发展繁荣，是多种文学风格的相互碰撞，以及自觉的文体创作技巧的探索。只可惜，从新十年的状况来看，大陆文学显得力不从心，甚至有退步的迹象。
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视作大陆文学的一个时期，那么这一时期最辉煌的部分许是八十年代。八十年代的文人，像是被闷在一间屋子里太久的孩子们，有新鲜空气流入，就乐开了花，使劲呼吸。文学圈子的人们自觉翻译并传播大量西方文学著作，学习各种新鲜的文学手法，意图将其中国化。另一方面，在文革中挣扎太久的知青和老知识分子们，或是出于内心的愤懑，或是社会责任感的驱使，掀起了一波控诉文革、回忆苦难的高潮。而在高校，文学社团竞相成立，诗人是一个很拉风的口号。北岛、顾城、海子、舒婷等，都是当时很鼓动人潮的名字。
但是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随着“诗人之死”、“先锋退潮”等文学事件，大陆的文学热又逐渐降温，并逐渐走向社会边缘化。与之同时进行的，是消费主义大张旗鼓地占据我们的生活。文学也要适应中国特色“市场经济”的现实要求。
在文学圈子里，九十年代起的文学退潮，受影响最大的大抵是诗人。诗人曾是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符号，甚至有能力充当青年中的意见领袖，比如北岛等诗人以《今天》为阵地掀起的朦胧诗潮。但新世纪以来，诗人不但在大众中回归寂静，甚至呈现出被污名化的趋势。以“梨花体”、“乌青体”为代表，现代诗成为公众怀疑甚至嘲笑的对象。而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，即便有机会曝光在公众眼中，依靠的，与其说是那些优秀的作品，不如说是媒体强加的一个个供看客嘲弄的标签。如今，全职诗人在中国也几乎无法想象，诗人往往需要身兼他职，才能勉强养家糊口。至于意见领袖，诗人早已经无暇顾及。这是一个网红比诗人更容易充当意见领袖的时代。
长篇小说家和散文家的日子要好过些。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的老人们在今天要出书倒也不费事（有名头押着），汪曾祺、杨绛乃至余秋雨的散文集，出版社也指着它们多一些销量。每年成名作家的纪念日，更是水涨船高的节点。但从另一方面，这也恰恰反映了辈分相对较小的长篇小说家和散文家的窘境。当我们浏览各大文学奖项的获奖者时，我们往往会发现，占据榜单的，往往都是在文坛扎根多年的大作家们，尽管他们新的作品与往昔相比，未必有大突破，但论质量依然压过其它作家的作品。例如，权威的茅盾文学奖2015年的五部获奖作品分别是: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、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、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、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和苏童的《黄雀记》，它们从2011—2014年出版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中选出，这五位作家在圈内皆早有名气。不久前公布的红楼梦文学奖获奖得主阎连科，也早已是得奖大户，而入围者迟子建、徐则臣、甘耀明、吴明益，最年轻也是七零后。焉论鲁迅文学奖，其公正性甚至被点名质疑。
这未必是一个好兆头。一个良性的文学环境，晚辈应该有持续的优秀作品对久已成名的作家发起冲击。
在今天，青年作家认清了形势，比起一板一眼的严肃文学，或是进行一些无人问津的文体实验，成为文字商人，对于他们似乎是更有前景的出路。青年作家“审时度势”，依附网络媒介，迎合网民的消费趣味，以文字为跳板，进而图谋进入房地产、电影业、娱乐圈等有利可图之地。
回顾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变化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现状：
1.长篇小说向现实主义传统靠拢；
2.诗歌陷入生存困境，职业诗人步履维艰；
3.网络文学蓬勃发展；
4.短篇小说、散文不温不火；
5.文学地位边缘化，文学改革尚没有头绪。
当我们分析这些现状形成的原因时，我们免不了要介入对政治的考量，毕竟，从百年沧桑的中国历史来看，政治对文学一直存在捆绑和号令的“嗜好”。格拉斯也曾说：“政治是现实的一部分，文学——历来都在搜寻现实——将不可能忽略或排斥政治。”以八九年的风波为标志，大陆官方对言论和出版的管制有意识收紧，并且加强对境外读物的审核力度，势必会压抑大陆作家的创作热情。但政治影响文学，从来不能控制文学、同化文学，不可否认，大陆的言论和出版环境确实不容乐观，但这显然不是造成今日文学困境的唯一原因。
将原因归咎于网络文学也经不起推敲。客观来看，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。追求艺术性的文学爱好者更倾向非网络文学，通过参加文学大赛、学院推荐或者刊物出版等方式。而在网络文学平台写小说的，其出发点更多出于商业性，二者互不相犯。网络文学的崛起依托的是网络时代的背景，而非对传统文学的颠覆和先锋话语的构建。
当然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，网络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在悄然改变。群体受消费主义的影响，追求体面的消费，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，又陷入一种精神空虚和信仰的虚无之中。群体需要短而快的商品刺激自己的感官，而对需要耐心阅读的文学书籍难以接受。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便是：阅读呈现碎片化、平庸化趋势，许多写作者也为此改变自己的写作习惯。以著名公众号写手咪蒙为例，其文字大抵以句为段，情绪性浓厚，而逻辑往往经不起推销，更为有趣的是，咪蒙在不同时间点能轻易展现截然不同的立场，参考其在最近《永远爱国，永远热泪盈眶》和此前“兽交论”的对比。
历史因素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一环。一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，大陆文学目前还处于恶补功课的阶段，首当其冲就是“讲故事”的能力。从整体来看，大陆文学不缺乏雄心壮志，作家们也潜藏叙事革命的野心（八十年代就有），只是由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拖延和文革的戕害，大陆文学的底子明显营养不良，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技法层面。十年浩劫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“大清洗”，浩劫过后，包括文学遗产在内的古物，多已模糊不清，而这恰恰是大陆作家原本最宝贵最值得依靠的资源！
尴尬的是，文革刚过，红卫兵思维还未散尽，中国社会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放眼望不尽的经济理性生物，和四处可见的迷茫一代。而文学在这艘剧烈摇晃的大船上，既显得无所适从，又总是反应迟钝。笔杆子纷纷缩进犬儒的外壳里，也谈不上自觉地用文字审视这一荒诞的时代了。
从教育培养机制的运作和学习环境上看，大陆文学未来的命运同样不容乐观。被严格执行的填鸭背书式学习和繁重的课业压力，是否有助于思辨性的提高，始终是一个问号。高考作文的模式有利于青年基本写作能力的培养，但往往又让青年的写作套路化、虚假化，从独创性的角度而言难以令人信服。青春期本是培养青年人文学趣味的关键时期，却因为种种原因白白流失，大学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迟到的“培养”，但也未免晚了一步。更不消说大学同样存在官僚化、形式化、实利化的危机，即便是苏童口中的“大学应培养读者”，看起来也颇不容易。
言至于此，当代大陆文学不要谈革命，谈改良实在也是难事。这时候，不妨用一句古话安慰后生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但愿有朝一日，大陆文学能柳暗花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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